被“道德”绑架的欧洲性产业

有需求就有交易,有交易就会形成产业,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原动力。而性作为人的最基本需求之一,自然也会催生出一个超级产业链。

不过由于各种原因,易在大多数国家都只是灰色产业,被认为是一种有伤风化的非法经济活动。

截至目前,全球只有22个国家的易是合法的。这些易合法化的国家大多数在欧洲,包括瑞士、希腊、德国、荷兰、西班牙、匈牙利等国。

欧洲作为高度文明,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,为什么还有人靠出卖肉体为生?并且还如此光明正大?

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曾在《两性与社会》中说,“娼妓的起源,由于宗教的习俗”。

据记载,在古代宗教祭祀活动中,有很多靠宗教礼仪献祭的性活动。她们居于“神”与“祈祷者”之间,被称为“圣职”,她们的收入还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源。

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,对巴比伦神殿里的有过一段描述:“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,坐在那里,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……”据称如果没有男人将她带出同卧,女子就不准回家。

在东方的古印度,宗教娼妓也很发达,而且还有隆重的仪式。这种在庙堂事神的女子被称为“神的奴隶”或“属于庙宇者”。

正因为卖淫在这些国家曾是一件庄严的宗教行为,所以她们并不会因此感到羞耻。

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,尤其是在人类有了更强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之后,宗教性活动就逐渐走下了神坛,演变成了纯商业行为,并发展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。

但受性道德和伦理的约束,在过去的上千年里,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,官方对性都是难以启齿的。所以即使性产业延绵上千年不绝,但很少有国家敢公开将其合法化。

当时,西方社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性革命,也就是性解放,打破了对非婚性行为、开放式婚姻、同性恋婚姻以及在公众场合裸体等行为的束缚。

其实,性解放最初只是反对性别歧视的女权运动,只是后来逐渐演变为了对宗教性道德的全面否定,继而认为性行为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,虽是个人私事,但只要双方自愿就可以自由发生。

从西方的法律视角看,人权也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,其中性人权是高于性道德的,一切违背性人权的性道德约束,还被认为是虚伪的假道德。

当性权利披上了人权的道德法衣之后,性工作者和性产业就逐渐摆脱了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,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众视野。随后,推动立法将易合法化,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。

1984年,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率先承认易合法化。接着西班牙在1995年,荷兰在2000年,德国在2002年也相继通过法律,公开承认易合法。

在法律的保护之下,易不再是非法可耻的行为,而是成了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正当的商业行为。

例如在被称为世界性都的荷兰阿姆斯特丹,当地政府还为性工作者提供统一的“工作橱窗”,让他们持证上岗,提供体检服务和法律保障,并按艺术行业标准收取6%的税,这为当地乃至整个荷兰带来了丰厚的旅游收入。

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在荷兰残疾公民嫖娼还可以领取国家补贴。按照官方的解释,性是人的基本权利,每个人都应该享有,这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。

易的合法化,可以有效管理性工作者,避免一些性疾病的传播。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坏处,比如会增加犯罪率,特别是拐卖人口事件是屡禁不止。

在全球被贩运的人口中,绝大多数都是女性,包括未成年的女童,而性剥削则是贩运她们的主要目的。

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,全球易每年为人贩子带来的利润约为990亿美元。

根据欧盟的数据,在2017-2018年间,欧盟成员国登记的被贩运的受害者总数达14145人。

这还只是曝光的一部分,实际数据要比这高得多。在这些受害者中,还包括有1046名中国人,其中超过一半都遭受了性剥削。

这些被贩卖的女性,大多数都到了荷兰、德国、瑞士、比利时、奥地利等国。其中,卖淫合法化国家的易和人口贩卖比例,明显要比其他国家高。

另外,这些被贩运的女性,大多数还只能在无证妓院“工作”,按照欧盟的数据,这类群体数量高达50万人左右。

近些年中东乃至东欧战争的爆发,制造了上千万难民,而这些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去了欧洲。

在俄乌战争之后,已有数百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洲地区。而逃到欧洲的女性难民,因为生存技能欠缺,又无法得到合法保护,很多人都沦为了性工作者。

对欧洲来说,现在不管是允许这些难民被逼良为娼,还是禁止她们卖淫,都会给欧洲带来沉重的道德负担。

如果禁止易,必然会被扣上“不接纳难民”的帽子,但如果纵容,又会恶化女性难民的生存环境。

虽然性产业合法化确实为一些国家增加了收入,但由其引发的人口贩卖问题,性剥削问题,难民问题,以及社会治安问题已越来越凸显,因此也招来了不少反对声。

可能现在还无法定论,但关于该法律条款的争议,却越来越激烈了。一些女权主义认为,性产业充满侮辱性,与女性不平等地位互为因果。他们呼吁取消相关法律,并组织了诸如“关掉红灯”“取消易”等活动。

2021年,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公开宣称,卖春这种行为“奴役”了女性,并誓言要“推进该国的性产业实现非法化,直至取缔”。

因为这必然会侵犯广大性工作者以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的利益。而一旦利益披上了人权法衣,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。

在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初,德国联邦各州曾下令禁止所有性工作行业,包括妓院、街头接客以及桑拿俱乐部等,一夜之间全部关门歇业。结果导致很多性工作者失去了收入来源,被迫借款度日。

接着,一些从业人员开始联合抗议。在他们看来,对性工作者人权的保障问题,远比抗击新冠疫情重要,政府是无权侵犯的。抗议之后,地方政府真的就推翻了此前的禁令,性工作者们也被重新允许工作了。

活跃于英国保守党和特赦组织的道格拉斯·福克斯,曾在2008年的组织大会上提议将易去罪化。

7年后,这项提议正式成为了组织的规定。而将易去罪化,实际上就意味着允许拉皮条、和开设妓院。

打开的门再关上,难度可想而知。于是,欧洲内部又出现了另一种声音,他们呼吁采用“北欧模式”解决这个问题。

这是挪威于1999年采用的模式,核心思想是“将嫖娼、拉皮条和开设妓院列为非法行为并入刑,而将卖春列为合法”。

这样一来,在查获易时,嫖娼者和拉皮条的人就可定罪,而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则是无罪的。

该国曾于1999年规定,违法,而卖春不违法。目前已有近70个国家施行这种模式,其中包括易泛滥的泰国、西班牙,以及人口贩运猖獗的法国等。

这种法律,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违法或不平等的性剥削问题。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少,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只是把街头的易赶到了地下,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

一边是人权不可侵犯,道德绑架,一边是犯罪率上升,这让欧洲国家对性产业是既爱又恨,难以接受,又无法拒绝。

更可悲的是,如今他们眼看着合法化的易不断反噬着西方的人权和文明,却只能选择视而不见。

Leave a Comment